置身事内：理解政府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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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会存在？
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理论认为，政府为保障国家安全、保护自由市场、建设公共设施而守夜，并且应该尽量低成本地运行。社会整体利益客观存在，即使从自由市场的逻辑出发，自由也实为整体下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保护市场自由。
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往往越大，而不是相反，这个现象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能忽略政府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复旦大学兰小欢教授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给我们观察中国经济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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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故事是这样展开叙事的：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财权”被部分上收，而经济发展的“事权”却还留在地方，地方政府为谋求发展，开始拓展预算外收入，发展出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的“土地财政”，随后1998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起飞插上了翅膀：取消福利分房并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宣告着中国住房商业化时代的大幕正式拉开，而《土地管理法》的出台，锁死了农村土地的非农建设渠道，赋予了地方政府对建设土地的绝对垄断权力。
地方政府手中的初始资源主要是土地，左手工业用地，右手商住用地。地方政府一方面大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招商引资，使得大量工业企业接棒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出让的垄断利润。政府用后者的土地出让来反哺前者，工业企业为地方带来了工业产值、人口、税收、就业，也直接促成了房地产以及整个地区的长期繁荣。前者成就了中国的制造业崛起，后者带来了中国的城市化奇迹。
这种模式下最核心的资源是土地。土地不光是财政资源，还可以盘活信贷资源。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土地信用撬动更多更优质的信贷资源（城投债+政府引导基金），而流入开发商和工业企业的土地同样是银行最优质抵押物，推高了企业部门杠杆，“土地财政”进一步向“土地金融”演变。
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种发展模式的本质就是用投资直接拉动GDP增长，上述叙事中的工业企业、开发商、融资平台分别代表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中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三个部分。这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之路，也是地方GDP锦标赛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范式。
02
过去几十年的故事里，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工业企业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但很遗憾，这个故事讲到尾声了。
为什么这么好的故事不能一直讲下去？
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投资驱动的内生动力不足，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多已完成、投资难度加大，且居民收入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
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模式使经济体累积了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高额债务。债务源自人性，人们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借债投资能有效增加未来收入那还债就不是问题。随着各行各业竞争加剧，投资生产率和回报率下行，借债资金涌入房地产或资本市场，推高资产泡沫的同时也积累了极高的宏观杠杆风险。
其次是高房价。房地产连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高房价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消费的抑制再加上高杠杆使得经济体很难抵御经济大衰退，这一点在危机中表现得成为明显，如美国次贷和当下中国的疫情就是典型的例子。
再次是结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下政府“重地轻人”，投资支出过大而民生支出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安家，消费与投资失衡。制造业的发展还带来了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另外由于过剩的产能由于消费不足只得向外输出，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和冲突。
中国未来能否避免债务和需求不足引发的大衰退，取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尽管当前经济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但去杠杆、控房价的长期政策选择不会变，这是政府要坚定推进的“难而正确的事情”。
那么，转型发展中如何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答案是先给地方政府戴上债务规模+平抑房价两个紧箍咒，而解决结构问题、增加居民收入则是任重道远，根本之道在于推动各项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一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减少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二是人口自由流动，鼓励低收入群体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工作；三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
03
从书中三个案例看政府的作用：1.京东方与合肥政府的故事显示了政府在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政府支持（包括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下能够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京东方的显示面板、韩国的电子和轮船），而由于高新产业自身具备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能够迅速降低成本和促进产业创新。2.光伏的案例中，新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时就进入市场，弱小的企业要生存就需要政府补贴等扶持，但产业政策容易引发非理性重复建设，所以政策必须要能促进市场竞争并要建立产业政策的“退出机制”。3.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则是资本运作的典范，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放大了地方招商引资的效果。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组织动员资源的方式，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举国体制”很多方面并不只是中国特色。
正如兰教授所说的，政府与市场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
有效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不断建设的结果，这一机制是否构成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
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90年代至世纪初的改革，政府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朱镕基传》作者龙安志称之为“有管理的市场化”（Managed Marketization），但过去的成功并不见得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当下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相对成熟，法制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市场经济深入人心，这时如果再将资源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然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关系，需要一步一步建设。重要的是，政府角色相应地要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政府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要更好地履行“守夜人”职责，自然也要加强能力建设，所谓政府能力，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
可以说，这是一本面向真实经济世界的经济学书籍，全书对中国经济现象给予了解释力十足的分析，没有对中国的自由市场前途感到悲观，也没有为政府扮演的角色作辩护。作者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理性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中，穿插了充满情怀的评论，在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哪怕只是五六十年，也是一个远超认知的时间跨度，信念因此重要。1912年，溥仪退位，旧制度天崩地裂，新时代风起云涌，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仿佛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但实际不过66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这正是我理解的经济学家的良知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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